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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灸疗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，灸疗历史悠久，其起源已难稽考。但从文物出土、社会发展规律、文献记载等方面探索，远在文字创造前即已萌芽。火的应用为灸疗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当人们发现身体某一部位的病痛受到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，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不慎被灼伤了某处，竟使某种疾病得到减轻或消失，于是便主动用火烧灼治疗更多的病痛。通过长期的实践，从用各种树枝施灸，发展用艾施灸。形成了灸法。
    关于灸疗，考古学者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周时应用灸法治病的记载，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《左传》，它详细记载了公元前518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的一段话，医缓说：“疾不可为也，病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治焉。”这里所讲的“攻”，即指灸法，“达”即指针砭。“灸”字，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的是《庄子?盗跖篇》，“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。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灸疗就已经盛行。

    1973年底，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，有两种传本的古代经脉著作，一种是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，另一种是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。

    产生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《黄帝内经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，该书对灸疗的起源、适应证、处方及禁忌证记载颇多，强调“针所不为，灸之所宜。”为灸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汉代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、《金贵要略》二书，不仅被后人推崇为经方的鼻祖。而且也是关于灸疗的宝贵文献。书中论火灸者27条，其“阳证宜针，阴证宜灸”，对后世医家有深远影响。

    随着灸疗学的发展，出现了很多灸疗专著，其中三国曹操之子魏东平王曹翕撰集的《曹氏灸方》，魏晋时期黄甫谧编著的《针灸甲乙经》，详载全身349个经穴的部位、主治、艾灸壮数。该书对后世颇有影响，并先后传入日本、朝鲜等国，对灸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    东晋葛洪撰《肘后卒救方》。书中收录了多种灸疗方法，对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记载较详细，首创了隔物灸。葛洪是倡导灸疗的先驱，并引起人们对灸疗治急症的重视。葛洪的妻子鲍姑，擅长灸法，尤以治疗赘瘤与赘疣而闻名。

    晋隋时医家陈延之所著《小品方》的特点是取穴少，而灸壮多。

    唐代孙思邈撰集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，提倡艾灸与药物结合运用，注重灸量，施灸壮数多至几百壮，书种收载了多种隔物灸法，如隔蒜灸、隔盐灸、黄蜡灸等。还有用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，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“筒灸”。唐代王焘注重灸疗的应用，指出：“适以御风邪以汤药、针灸、蒸熨，随用一法皆能愈疾，至于火艾，特有奇能”。“医之大术，宜深体之，要中之要，无过此术”。故书中“不录针经，唯取灸法”。唐代已有了“灸师”这一专业之称，如唐代韩愈的《谴疟鬼》诗云：“灸师施艾柱，酷若猎火围”。说明此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

    宋代窦材的《扁鹊心书》中分述“皇帝灸法”、“扁鹊灸法”“窦材灸法”中为防止和减少烧灼痛，还载有睡圣散，使病人在昏睡中施灸，这是将麻醉方法应用于灸疗的最早记载。王执中的《针灸资生经》对于灸疗论述甚详，为后世针灸医籍所引用。闻人耆年的《备急灸法》、庄绰的《灸膏肓俞穴法》对后世颇有影响。

    元代罗天益为东垣弟子，著《卫生保健》一书，主张针灸与药物并重，强调温补脾胃用灸、防治中风用灸。

    明代是我国针灸的全盛时期，初现了“桑枝灸”、“神针火灸”，后又发展为“雷火针灸”。张介宾的《类经图翼》介绍了各类病证的灸疗处方。

    清代吴谦的《医宗金鉴?刺灸心法要决》介绍了19种病证的灸疗处方及操作方法。吴亦鼎的《神灸经纶》是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灸疗专著。清代末年，由于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，于1822年竟以“针刺火灸，究非奉君所宜”的荒谬理由，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针灸，废止针灸科，使中医事业也包括灸疗学更趋衰落，几至一蹶不振。但是由于灸疗经济有效，便于掌握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，因而灸疗方法仍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，使灸疗学得以复兴与繁荣。

    目前国内灸疗发展极不平衡，有一些医疗单位的针灸科在临床上很少使用或根本不用灸法，灸疗学这一祖国的宝贵财富，面临失传的可能，应引起针灸界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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